幾十年前的人們大概難以想象：在今天，參觀者只需要一個小盒子，一幅耳機，或者僅僅在手機屏幕上點擊幾下，便可以暢通無阻地開始博物館之旅。

 

在這張拍攝于1953年的照片里，畫面最左側的博物館講解員正為參觀者介紹一座雕像。他面前的人們，有的認真端詳展品，有的注視著他仔細聆聽。每個人都在結合耳中所聽與眼中所見，試圖對這座雕像有更多了解。

 

講解員是最原始的博物館語音導覽，最早在美國出現：1906年波士頓美術博物館開始設立Docent（講師）。他們為參觀者講述館內展品的名稱、來歷、性質等相關知識，受到公眾一致歡迎和認可，引起了博物館界的重視和效仿。

 

在中國，周朝時就已設有“春官”一職，負責管理收藏王室寶物的祖廟。“春官”向周王及其大臣介紹寶物，其實就充當著講解員的角色。

 

語音導覽出現之前，文字是博物館傳達信息的主要媒介，人們通過展板、折頁、圖冊等方式了解展覽和展品。但研究發現，在游覽博物館的過程中，沒有人會真正看完所有的文字資料：面對一塊布滿文字的展板，幾乎所有參觀者都只會閱讀其中的部分段落。作為展品的介紹信息，文字導覽需要參觀者一邊閱讀展板或標簽說明，一邊觀察比對展品；而在這一點上，語音導覽不僅具有“輕松高效”的優勢，也有助于展品在視覺上給參觀者帶去更強的直觀性和沖擊性。

 

回到這張照片的年代，即使那時人們已經在博物館的參觀方式上有了不只一種選擇，他們大概也難以想象：在幾十年后的今天，參觀者只需要一個小盒子，一幅耳機，或者僅僅在手機屏幕上點擊幾下，便可以暢通無阻地開始博物館之旅。

 

 

最早的電子語音導覽

 

威廉·桑伯格（Willem Sandberg）是荷蘭知名視覺設計師和策展人。在1945到1962年期間，他擔任阿姆斯特丹Stedelijk博物館的總監，并在1952年成為使用無線電技術進行語音導覽的先驅人物。

 

這項技術在一場名為“Vermeer: Real or Fake”的臨時展覽中首次使用：一臺帶有音頻放大器的磁帶錄音機作為“廣播站”，播放提前錄好的講解；信號通過固定在一個或多個展廳的環形天線進行傳輸，最后到達參觀者手里的便攜收音機中。當時的講解詞有荷蘭語、法語、英語和德語版本，但由于技術限制，每次展覽只能播放一種語言的講解磁帶，導致不同語言的導覽需要在一天內被輪流安排。

 

并且，每個擁有音頻導覽的參觀者，在同一時間聽到的都是同一臺錄音機播放的內容，因此在展覽中會出現這樣的“怪象”：成群結隊的參觀者在同一幅作品前一起停下腳步，沉默片刻后再同時轉身離開，仿佛受到了無形力量的引導一般。

 

作為最早的電子語音導覽，無線電音頻講解已凸顯出“多語種”和“解放人力”等優點。但它的劣勢也非常明顯：講解內容固定且無法回放暫停——既約束了參觀者的游覽路線，也使他們在全程專注的狀態下難以交流互動，而稍有松懈又可能在講解中“迷失”。

 

 

從“撥號”到趨于智能

 

為了使人們能夠自由進入或離開展覽講解的任何部分，撥號式的語音導覽出現了。它的外形通?？瓷先ハ褚徊坷鲜绞謾C，帶有數字和播放暫停等按鍵。在使用時，只需找到展品旁的號碼輸入并確認，便可聽到相匹配的導覽內容。如此一來，參觀者完全可以隨己所好安排路線，只對感興趣的展品深入了解。

 

這種撥號語音導覽方式，由于展品對應的編號相對隨機，編號背后的講解又多為零星片段，所以更適用于主題相對獨立的展品；而在注重線性敘事的大型展覽中，有時卻會破壞故事的連續性。使用最早的無線電語音導覽，可能會使參觀者因錯過內容而難以繼續。相比之下，撥號式語音導覽若缺乏對講解結構的宏觀介紹，則會令參觀者對內容感到混亂，在展覽中找不到方向。

 

隨著移動設備技術的發展，“屏幕”在電子導覽器中的加入解決了這一問題。它以不同的展現形式，恢復并改進了展覽中“故事線”的完整度。在智能平板導覽設備中，參觀者不僅能夠獲得一件展品的音頻介紹，還能瀏覽相關的圖片、文字或視頻，對展品進行全方位了解；而定位系統和地圖的使用，可以幫助參觀者找到自己當前位置的同時，掌握展覽和博物館的布局，從而更好地規劃路線。

 

科技總是令人著迷。它的介入使博物館在提升參觀者原有體驗的同時，也在不斷地創造前所未有的新體驗：一件動物化石展品如今可以通過AR（增強現實）技術在鏡頭下被還原——屏幕外是櫥窗里歷經萬年的白骨，而在屏幕內同樣的位置，是它栩栩如生的虛擬形象。參觀者親手打開攝像頭獲取這一畫面時的感官體驗，是很難用其他導覽方式解說出來的。

 

 

與科技無關

 

在科技的包容下，內容的創造、推廣和傳播變得越來越多樣化。電子導覽設備已不僅僅來自于博物館：人們通過自己的移動設備下載APP或掃取二維碼，也可訪問同樣的內容。如此看來，一臺設備加一副耳機的確可以滿足游覽博物館的基本需求。

 

然而數據顯示，即使在多年以后，參觀者對博物館經歷的回憶，主要還是來自于參觀中的社交互動。這些互動包括通過觀看展覽和閱讀標簽文字產生的問題和討論，以及與博物館完全無關的對話、眼神和觸摸。而對于電子導覽設備的使用，許多人認為它代表著一種嘗試取代社交互動的冷漠行為。

 

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擔憂，語音導覽在博物館歷史上也從來都是以一個可有可無的角色出現——傳統的人們仍然喜歡按自己的節奏參觀，無論是以線性或隨機的順序，他們都不愿接受語音導覽的安排。

 

而另一群人，面對如今各種新媒體導覽設備的出現，他們像幾十年前剛剛接觸語音導覽就感到興奮的人們一樣：對新技術充滿希望，并好奇會是哪種更復雜昂貴的方案來取代傳統的語音之旅。

 

正是在這種反對與支持聲音循環往復的背景下，或許大家都應該換一個角度看待問題：任何導覽方式存在的意義都不應只與技術和其表現形式有關。

 

在1952年第一個用無線電語音講解的展覽中，每個人都在同一時間聽到同樣的內容，做同樣的事情。但試想耳機中的內容不是展覽講解，而是要求所有人環顧四周，選擇最喜歡的藝術品，并向同伴描述它——那么當時“詭異”的群體運動，就會變為“每個人在以自己的節奏體驗展覽”；而長久的沉默，也會被活躍的社交互動所取代。

 

如果科技在不斷進步，但公眾仍對博物館的參觀體驗抱有質疑，那么大概是導覽的內容出了問題，而非技術。

 

（來源網絡，侵刪）